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確定的一項重大制度，本質上是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舉措。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更好地把這項制度落到實處，11月18日至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國家檢察官學院組織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檢法同堂培訓班。

開班第一天，學員們驚喜地發現，課堂講臺上擺放了三個座位，由三位“重量級”人物同堂講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偉、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分別從檢察官、法官、律師角度，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重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討論式解讀。許多學員并不知道，這是時隔6年，“控辯審”三人談再次“論劍”。臺上，三位“大咖”交鋒熱烈，臺下，一眾學員深受震撼。

有幸親歷“控辯審”三人談，讓同堂培訓的199名法官、檢察官和前來聽講的30余名律師代表激動不已。3個半小時的思想盛宴，思考之門豁然洞開，收獲滿滿，回味悠長。

近年來，我國社會大局保持穩定，但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領域犯罪及網絡犯罪呈現新的特點，新型犯罪案件不斷增多，司法機關懲治犯罪、維護穩定壓力增大。辦理刑事案件，在案多人少、司法資源有限情況下，如何保障公平不打折、正義不遲到？如何保障案結事了，促進社會和諧，減少對抗情緒？如何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實現“三個效果”有機統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重大司法制度變革。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用19個條款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條件、辦理程序、當事人權益保障等作出具體規定，貫穿了整個刑事訴訟程序，構建與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普通程序有序銜接、繁簡分流的多層次訴訟制度體系，推進刑事訴訟制度現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控、辯、審，刑事法庭上最基礎的三方構造，同時也是對抗最激烈、融匯最規范的三方構造。讓控辯審三方坐下來聊一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在2001年版《刑事訴訟控辯審三人談》中，時任最高法刑一庭庭長的張軍、最高檢公訴廳廳長的姜偉和全國律協刑委會主任的田文昌以對話的方式，分別站在法官、檢察官、律師角度，對刑事訴訟理論與實務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他們以自然融入的現場感、辯駁求真的可讀性、不同觀點交鋒碰撞的全景式呈現，為控、辯、審法律共同體，為實務界、理論界和社會大眾提供了一種探究刑事訴訟法的三維視角。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后，2013年年初，為從控訴、辯護和審判三方面詮釋新法，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的張軍、時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的姜偉和田文昌進行了第二次“三人談”，并于2014年整理出版了《新控辯審三人談》。

凡新生事物，必然要迎接種種考驗、闖過重重難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不例外。2018年10月，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一制度在實踐中也無可避免地遇到了來自社會的擔心和疑慮、來自實踐的困惑與迷茫。舉辦這次法官檢察官同堂培訓，就是為了貫徹落實修改后刑訴法，充分發揮控、辯、審等各方作用，共同推動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共同認知讓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落到實處。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對法官、檢察官、律師的理念認識、職業要求遠高以往

“2019年前三季度，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審結案件404142件486842人，決定起訴440717人，不起訴44312人，其中適用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合計273407件，占85.5%。”

自這項制度施行以來，司法機關積極貫徹落實，在提升訴訟效率、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戾氣、創新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實現了辦案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檢察機關積極履行主導責任，與其他司法機關一道，為促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法治智慧”和“檢察擔當”。

2019年10月16日，針對法律適用中的實踐問題，“兩高三部”聯合印發了《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對辦理認罪認罰從寬的基本原則、適用范圍和條件、各辦案機關的職責、當事人權益保障等作了細致規定。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對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要求高于以往。只有三方都秉持同一理念，按照同一標準辦案，方能讓這項新制度行穩致遠。

在主題講演環節，三人對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張軍指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意義非常重大的改革，本質上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種訴訟模式，希望利用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三方共話的機會，共同促進刑事訴訟法規定和“兩高三部”《意見》的落實。

姜偉表示，要全面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帶來的司法理念、訴訟模式的變化，認真總結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有益經驗，建立健全綜合配套機制。

田文昌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施行中遇到的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公正和效率，當公正和效率發生沖突時，要把握有利被告人的原則，在這方面律師要真正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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